观点|中国巨大死亡风险保障缺口，谁来补:什么叫风险缺口

原标题：观点|中国巨大死亡风险保障缺口，谁来补

导读

全文3854字，点击文末链接可畅读原文，也欢迎参与文末评论。本文作者聂方义为北美精算师，注册金融分析师，注册另类投资分析师。

2017年03月15日，上海，保险进社区活动现场，20多家产、寿险公司为消费者提供保险咨询服务。图/视觉中国

文|专栏作家 聂方义

5月中旬，瑞士再保险公司邀请我在其主办的一个论坛上做一个题为《为人寿保险注入生命力》（Boosting the Life Force for Mortality Risk）的演讲。会场上，我看到农银人寿的总精算师王晴先生在场，不禁回想起2016年和2017年我向他求教中国死亡人口数据的往事。

我打开微信，当众朗读了一段对话：

2017年3月31日晚上11点20分，我给王晴总精算师发了一条微信：“王总，关于中国早亡人口数据，我找到了2010年的一个统计数字，并做一个小结如下，这些数字烦请您帮我把把关可以吗？十分感谢”。

第二天晚上10点16分，王先生回复我说：“2010年人口普查的实际死亡人数统计只有742万，但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人数为960万（根据他们的统计模型估算），由此可估算出2010年的死亡人数为950万左右（最近16年，除了2010年，其他年份统计局都公布了全国当年的死亡人数）。”

我们的社会里，大概也只有精算师，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思考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早亡人口、又该如何去为千百万中国家庭的死亡风险去设计一个解决方案吧。

在这段关于中国早亡人口数据的对话之前和之后，王先生和我分享了许多他的真知灼见。所以当我在瑞士再保险的会场看到他时，我很感慨，也很感激，毕竟之前我并没有机会向他当面请教过。谢谢王晴总精算师电话授权我把这段曾经的对话公布出来。

熟悉我的财新读者，大致可能知道我长期以来致力于解决中国巨大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问题，只是我人微言轻、能力有限，无论是希望通过写书、写文章还是创业来解决这个难题，总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非常感谢瑞士再保险的邀请，给我机会来分享一些我个人对中国人寿保险业和死亡风险保障问题的观察和观点。

最开始看到给我的题目是《为人寿保险注入生命力》，我很惶恐，感觉这个话题对我而言太大，我没有能力驾驭。但在英文的会议材料中，我看到演讲的主题是Boosting the Life Force for Mortality Risk，我稍微放心了一些，MortalityRisk，死亡风险，尤其是中国巨大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是我在过去两三年的工作重点。

2014年，我在写我的第一本保险科普书《人生宜保》的时候，找参考资料，读到瑞士再保险的研究报告《2011年亚太地区死亡保障缺口》。这篇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死亡保障缺口在2010年就高达18.7万亿美元，在2000到2010年之间年复合增长率是18%。

假设18%的增长率维持到2018年，那么，现在中国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就高达70万亿美元左右，大致相当于450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中国GDP突破80万亿人民币；450万亿死亡风险保障缺口大致是GDP的5到6倍。2010年中国GDP约6万亿美元，是18万亿美元缺口的三分之一。

虽然说精算师大多时候都是粗算，但中国死亡风险保障缺口巨大且高速增长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寿险业长期以来都偏重于理财和储蓄功能，死亡风险保障功能发展严重不足，这些已经都是行业共识。四月底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缪建民先生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演讲时也说：“寿险公司偏重发展理财型产品，死亡、健康、养老等保障型业务发展不足。”

人寿保险公司为广大客户和全社会提供充足的死亡风险保障，是应有之义。“为人寿保险注入生命力”，我想，对于在座的各位保险业内朋友而言，我们都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该这样做，人寿保险业不去解决死亡风险保障缺口，又有哪一个行业能够担此重任呢？

因此，接下来，我不想谈谈为什么要为人寿保险注入生命力的问题，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点“如何为人寿保险注入生命力”的浅薄想法。

解决中国几百万亿之巨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自然是非常艰巨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我想借鉴中国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先生的思路，来表述我的观点和建议。

曾国藩先生曾经给他一位名叫吴延栋的同事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非常有名，他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按曾国藩的思路，我们要为人寿保险注入生命力、缩减中国巨大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做成这件大事，我们要做到三点，一是大处着眼，二是小处着手，三是铢积寸累。

我们又是谁呢？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包括保险监管方、再保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包括我们每一位人寿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

第一，对于保险监管而言，要做到大处着眼，我建议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回归风险保障”的行业发展导向，强调人寿保险回归死亡风险保障，健康保险回归疾病风险保障，养老保险回归老龄化社会最为严峻的长寿风险。对于死亡风险而言，中国的保险监管可以放眼世界、大处着眼，学习美国、日本、新加坡等保险市场中对于定期寿险的重视，尤其是可以向新加坡政府学习如何不遗余力地推广定期寿险来解决国民的死亡风险保障。

要做到小处着手，我建议监管方可以继续推动定期寿险免交增值税，可以参考国际市场通行做法、取消定期寿险现金价值相关的要求，把定期寿险等保障产品的设计和定价权完全交给市场，还可以在偿二代二期工程中给定期寿险类似的纯保障型产品设立支持性资本金要求。

要做到铢积寸累，我建议监管方主动听取行业意见、主动学习发达市场优秀实践、逐步出台有利于消减中国巨大死亡风险保障缺口的监管政策，推动中国死亡风险保障缺口的缩减。

第二，对于再保险公司而言，要做到大处着眼，我建议要看到中国巨大死亡风险保障缺口问题背后的战略性机遇，并为此机遇提供战略性资源投入。

要做到小处着手，我建议再保险公司、尤其是瑞士再、慕尼黑再这样的老牌境外再保险巨头，可以将在境外市场中百年积累的定期寿险产品、高端人寿保险产品的经验加速带入到中国市场，推动中国定期寿险、高端人寿保险业务的发展。

要做到铢积寸累，我建议再保险公司要认识到在中国推广风险保障性业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唯有长期投入、不间断投入才有最大化最终取胜的可能性。

第三，对于人寿保险公司而言，要做到大处着眼，我建议要在重大疾病保险激烈竞争的红海市场中，看到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终身型兼具保障和理财功能的万能险、保额分红险的巨大蓝海市场空间，并为这些蓝海市场前瞻性地配置相应的战略资源。

要做到小处着手，我建议中国70余家公司名称中有“人寿保险”字样的公司都自觉自愿开发和销售定期寿险，为缩减中国巨大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承担一定的“牌照义务”。新加坡政府为解决寿险公司不愿意卖定期寿险的问题，采取了强制销售和比价的措施。在中国，我呼吁每间人寿公司每年努力卖一亿元保费的定期寿险，加起来75亿元保费的定期寿险，占中国万亿寿险市场的份额仍不到1%，仍远低于定期寿险在境外发达保险市场的占比。

但是只要寿险公司铢积寸累，也唯有中国70余家寿险公司铢积寸累，不断推动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具有显著保障功能的万能险和分红险的销售，中国才最终有希望缩减百万亿级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为人寿保险注入生命力、为缩减死亡风险保障缺口而努力，最终需要依靠的，是我们每一位人寿保险从业人员。

我建议大家都能大处着眼，看到并记住中国死亡风险保障缺口巨大，这个巨大的问题唯有人寿保险行业、唯有人寿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才能解决，这既是我们的职业责任，也是我们获取行业正当性合法性的根本。我个人认为：一个不能为社会解决巨大死亡风险保障缺口问题的人寿保险行业，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功能健全的人寿保险行业。一家不着力解决死亡风险保障问题的人寿保险公司，至少不能算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人寿保险公司。

我建议大家都能从小处着手，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为解决中国巨大的死亡风险保障问题，付出一份力所能及的努力。

我建议大家都能铢积寸累，不达目的不罢休，一起成为解决死亡风险保障问题的生力军。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任何主动奉上的建议（unsolicited advices），往往都极少被重视，很少被记住，从不会被实践。曾有人说：对于好的建议，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它传递下去，它对自己从来没有任何用处。“

对于以上我借用曾国藩“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铢积寸累”“为人寿保险注入生命力”的一些建议，我估计它们也难逃不被重视、不被实践的命运。但是，我想说这些建议至少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我2017年从高瓴资本辞职，从香港到深圳创业，尝试通过互联网推广定期寿险。虽然我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但是我2017年先后推动开发的两款定期寿险，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共计销售超过十万单。我和我以前的合伙人曾经共同创办的互联网保险平台，也为超过一万户家庭带去了充足的死亡风险保障。

在创业之前，我从未有过任何保险营销的经验，更没有什么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能力，我所做的，不过就是从大处着眼分析巨大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和国际保险市场差异，从小处着手联合我所能联合的业内合作伙伴、推动开发定期寿险产品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铢积寸累地制作数字内容开展数字营销。

从我难言成功的数字保险创业历程中，我其实收获很多，其中最令我高兴的，是一年几万单定期寿险的销量让我看到了解决中国巨大死亡风险保障缺口问题的曙光。

最后，我想说，我对中国人寿保险行业最终解决好中国巨大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问题，充满信心。1978年，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90%以上的中国人处于日均2美元极度贫困线之下，整个中国都极度贫穷。仅仅40年后，2018年，99%的中国人已经脱离日均不足两美元的极度贫困线，这就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据此我相信，中国人寿保险行业完全用不了40年，也许只要5到10年，就能大规模缩减中国百万亿级别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作为一名保险精算师，我个人还会继续为此目标而不懈努力，我也恳请各位寿险业的同仁也都能为此目标而努力不懈，因为，唯有中国寿险业才有稀缺的牌照资源、唯有我们才有专业能力去解决中国巨大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问题。舍我（们）其谁？谢谢！

保险的真谛是什么 [2019-01-15]

由于工作关系，我近日重新温习了一个保险精算专业术语：法定责任准备金。这是一个保险精算师非常熟悉的词汇，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保险从业者而言，“法定责任准备金”也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词，更别提一般大众。

“法定责任准备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如何计算的、其用途到底又是什么呢？这个精算概念在不同的保险市场有着不尽相同的计算方法和定义。我并不太熟悉中国的定义和计算基础，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来学习和理解中国的保险法定责任准备金是什么、是如何计算的、又有哪些用途。

即便我是一个有着十多年工作经验的精算师，我也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搞清楚其中的细节。研究和复习的过程中，我突然感到：微言大义，这个我都感到略显生疏的保险精算专业词汇，也许折射出了保险的真谛。

药神、黑钱、人文和救命的金融 [2018-07-09]

7月5日，我去看了热门电影《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片尾时不禁潸然泪下。

观影过程中，不时想起2018年初美国网飞公司（Netflix）推出的一部口碑同样很高、可能更为震撼人心的纪录片《黑钱》（Dirty Money），第三集《药物空头》（Drug Short）讲的正是美国天价药的故事；我也想起英国精算师协会网站上纪念重大疾病保险之父巴纳德医生（Marius Barnard）的一篇文章《重大疾病保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财务死亡”（financially dead）的概念，在我看电影时常常浮现在脑海中。

影片中的一起情节也触发我回想起10岁那年亲眼所见、令我心碎的重病患者求生时的急切和卑微，想起我的金融保险精算专业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也想起我刚为《财新周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国金融业需要人文精神吗？》。

天津加大“百万医疗”保险监管，好在哪 [2018-04-27]

在互联网保险科技的推动下，“百万医疗”保险产品从2016年开始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最普遍、接受程度最高、转化率最高的互联网保险产品。然而，这款产品从上市以来，就存在专业上的瑕疵，在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严重问题。

即便我认可此款产品对提升国民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普及保险知识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开发这款产品的精算和保险同行点赞，但是，我仍然持续地认为，这款产品在“保证续保”条款上的严重问题事关“最高诚信”保险基本原则，有可能给保险行业、给社会、给广大信任互联网保险的客户带来严重隐患。

我认为：不恪守“最高诚信”的保险交易，都涉嫌骗人，因为“最高诚信”是保险的基石。因此，当我看到2018年4月18日，天津保监局加大对“百万医疗”类短期医疗险监管力度的监管动态新闻时，我为天津保监局大声叫好：干得漂亮，天津保监局！就此，我谈三个观点。

责编|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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