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而皇之堂而皇之_洪洞县事件：堂而皇之的举报获利，伤害的何止是飞刀专家

原标题：洪洞县事件：堂而皇之的举报获利，伤害的何止是飞刀专家

前两天一个读者给我发了一条新闻，他说想看看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他觉得自己的三观被揉碎了；看完了这条新闻，我想说感同身受，这条新闻中的事情挑战了我对人性的认知底线。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有一位老年女性脑梗病患，病情相当严重，由于当地医院条件限制，手术不能得到保证，于是院方建议患者儿女，支付一万元的劳务费，从北京天坛医院请专家医生来给患者进行“飞刀手术”。

“飞刀手术”，就是北京的专家去外地做手术，俗称“飞刀”，就是飞过去动刀、做手术。患者及家人与院方协商后接受了这个建议。

随后，专家从北京赶来并顺利完成了手术，期间患者家人将一万元专家劳务费交给了当地医院神经外科王主任，由他转交给专家。

手术结束之后，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患者家属偷偷录了交钱的视频，把县医院和北京专家都举报投诉了，并将送红包的视频在网络媒体以“医生私收患者一万元红包”为题曝光。

负责转交专家费用的神经外科王主任被停职，洪洞县卫生局介入调查。

熟读历史的我，看过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举报，但这种举报自己救妈恩人的操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可以说大开眼界。

当地医院和北京专家的所作所为，到底违不违规，这是事件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争议的焦点。

飞刀治疗这种操作，如果按照严格的行业规范，属于一种违规操作，否则涉事医院和医生也不会被调查。毕竟作为医生来说，跨地区去治疗，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本职工作，更不要说所谓的收费服务。

但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有基本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都会明白很多事情，在中国本身就是矛盾的——中国是一个医疗资源很不均衡的国家，优质的医疗资源和优秀的医生，基本上都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或者强二线省会，小地方的患者想要治疗大病，最终救命希望都在那里，这是毋庸回避的事实。

从成本的角度上说，这个临汾的脑梗患者，她的状况禁不起进京折腾，按照我在北京十几年的生活经验，可以负责任地说，她和子女们就算到了北京，走投无路也只能求助于黄牛号，能不能找到好医生全看人品，这一趟下来全家老小一万块钱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很可能是这个的几倍。

在我看来，这位飞到临汾做手术的北京天坛医院医生，其职业道德无可指摘，圆满完成手术，并拿到了该拿的报酬，这本身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最终却成了一出狗血大戏。

这位医生与不好好上课就想补课能赚钱的老师，以及在本单位坐诊却贪图金钱收受红包的那类医生性质完全不同，只不过是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接了一个私活儿而已，这个手术并不是自己的份内之事。

从法律的角度上说，医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不占用工作时间的劳动，本质上谁都无权去要求人家恪守所谓的行业规范，因为其行为根本就没有践踏职业道德。

能尽量把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力量，以“飞刀”这种特殊的方式释放出来，这可以说是变相地行善积德。

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区区一万块劳务费，可以说是无比良心了。

反倒是这家病患家属，用近乎阴险毒辣的方式，反咬帮助了自己的医院和医生，可谓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这是对公序良俗的无情践踏。

从偷录视频的这种行为上看，这也是蓄谋已久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白做这个手术，不但要把这一万块劳务费要回来，而且还可以得理不饶人占更大的便宜。

当然事件后续的发展，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县医院承诺免费对这位患者后续治疗，这家人表示非常满意。

为什么说，这家人是对公序良俗无情的践踏，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人间，除了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恶劣的暴力犯罪和诈骗盗窃等财产犯罪，够不上蹲大牢的经常用民法就解决了。

民法在我们日常事务中，占据着大部分的纠纷份额，而民法中有两点特别重要——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双方当事人做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协商，达成意思上的一致，所谓意思自治；公序良俗，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突破道德的边界。

这位飞刀医生，他收的一万块钱，肯定够不上触犯刑法，从民法的角度上说，医生患者也是一种变相的劳务关系，只是在现行的行业规范中不被允许，但是民不举官不究，大家都明白这是一条救命的私力救济通道。

“飞刀”这种行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也许它不够合法，但是却非常合理，至少现阶段是这样的。这是解决复杂的医患矛盾，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解药。

这家人最让人不齿的，就是他们使用了举报的方式，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举报是最为被人不齿的一种下作行为。

汉武帝时期刘彻就鼓励民间举报偷税逃税的行为，奖励也是非常可观，如果被举报人查实真的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那么举报人的可以获得被举报人的一半财产。《汉书·武帝纪》就这样提到：“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那段时间，是西汉最黑暗的年代，民生凋敝人人自危，老百姓都热衷于举报，连亲友和邻居都不放过，越是熟人越是高危对象，被举报者一般都会被剥夺家产发配边疆。

从某种程度上说，举报是人类史中最变态的发明，它让人不像人更像鬼，人性中最恶的一面，通过举报释放出来。

在中国的近现代，中国也经过了大举报时期，父母子女反目，为了政治进步和投机，人人都想写《投名状》。

举报告密的行为，总或多或少的违反人们的道德直觉，就连广受鄙夷的清代童蒙读物《弟子规》都写道：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即告诫儿童不要揭人之短、发人之私，对别人的问题，应当面好言规劝，而非背后告密揭短。

从某种程度上说，举报就是私权利自我放逐，并以打压和牺牲其他私权利，向着公权力献媚的方式，完成某种交易。

就连黑社会之间的交易，都讲求建立互相的信任机制，不会用举报这种方式，有些规矩是需要恪守的，这是一条行走于人间的底线。

举报行为本身，就是十足的恶，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除了刑法所鼓励的报警外，没有任何行为值得你拿起电话举报。

一个社会的秩序，只能由法律来规范，如果举报成风，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土崩瓦解，而信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一条命脉。

人性如果崩塌了，信任如果荡然无存，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什么样的法治都无法挽救。

很多人都在谴责这家举报者，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有温度，还有基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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