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神经科学研究奖获得者专访

原标题：神经科学研究奖获得者专访

William L. Young 神经科学研究奖获得者

Miles Berger专访

Winter 2019 Issue▪ Chinese Translation

方婧涵译张 炜韩如泉校

Dr. Miles Berger是杜克大学医学院麻醉学副教授。2016 年，他因研究大脑炎症对术后认知障碍的影响而获得首届William L. Young 神经科学研究奖。

I. Koerner：您为什么选择从事神经麻醉？

M. Berger ：我很早就憧憬着学习神经科学，并希望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大学时候读到Eric Kandel的著作，他开创性地阐明了海兔简单记忆形成的基本分子学和细胞学原理。当时我恰好在做中性粒细胞的生物学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引起简单的细胞行为（如趋化性）的信号转导机制同时可以解释从海兔到老鼠再到人类的记忆突触强化现象。

因此，我在攻读医学博士时选择了神经科，并对神经药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本想去研究精神病学或神经学，但又觉得自己还是喜欢手术室，观察给药后意识的变化，这个立竿见影的过程给我很大的满足感。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在涉足麻醉学之前，我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成为临床神经麻醉医生。出于浓厚的兴趣，在我大学四年级选择麻醉专业时，已经非常确定要专攻神经麻醉学，专注于神经和神经外科疾病，专注于理解麻醉中的神经科学。

I. Koerner ：对想成为临床科学家的学生们，您有什么建议？

M. Berger：我听过关于这个话题最好的建议，也是关于生活的最好的建议：“生活中有两件事很重要——工作和热爱。只要您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为您所爱的人而工作，生活就会善待您”。临床科学家是一个了不起的职业，但并不容易。无论临床还是研究，都要经历漫长的日子，不仅有手术时的紧张应激，还要承受学术产出和科研经费等的长期压力。但是，这确实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观察临床药效，我们可以精确地控制浓度，以便在唤醒手术中定位语言区和运动区。这是麻醉医生在利用药代动力学来保证开颅时患者清醒且近乎无痛——我认为这是医学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同样，手术结束后我们转换角色，从救死扶伤的临床医生到进行转化神经科学研究的学者，这也是一种殊荣。目前，我的团队利用从功能磁共振到脑电图，再到脑脊液中的生物标记物等多种方法研究老年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工作繁琐而艰巨，但不管是临床还是科研，我都试着去欣赏、去热爱。所以，我给那些想成为临床科学家的学生们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做您热爱的事情。对工作的热爱，对学习的热情，是当您在手术室艰难地熬过一天，或者当您的论文被拒或研究经费没着落的时候，您依然能坚持下去的动力。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有人问了Tom Insel一个类似的问题，他当时是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所长，以研究伴侣关系和社交行为而闻名。Dr. Insel的回答是，科研的成功在本质就是学习如何应对失败，因为大多数的项目和实验都将会面临失败。我认为，无论是为了加深对大脑的了解、帮助更多的患者，还是单纯热爱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对工作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就会比较容易应对挫折。

另一方面，为您爱的人而努力，这也很重要，但可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人生面临的种种挑战中，我们需要与所爱的人互相支撑着不断前进。然而，人际关系也需要我们付出努力来维持，对于医生兼科学家的特殊身份来说，尤其如此。与配偶、家人以及朋友互相关爱，互相支持，无论对我们个人还是对工作，都十分重要。

I. Koerner ：您认为在当前的神经麻醉领域， 最激动人心的话题是什么?

M. Berger ：这很难回答，现在有很多热门话题。临床方面，我期待着下一代麻醉药物的应用，特别是镇静催眠药，如可被酯酶分解的苯二氮卓类（如雷米唑仑）和依托咪酯类似物，它们让患者更快地从镇静或麻醉状态恢复意识，减少脱靶副作用（如低血压、心血管抑制、恶心呕吐等），老年患者尤其适用。

基础理论方面，我希望看到意识和认知领域的交叉发展。在过去的10 年里，这两个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希望能看到二者的融合。例如，术中额叶脑电图α 波段功率与年龄增长呈负相关（Dr. Patrick Purdon 及其团队），与术前认知状态/ 功能呈负相关（我们及其他的研究团队）。术中脑电图α 波段功率同时也是意识丧失的潜在标志，这表明意识和认知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更本质一点，意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光谱（而非单纯的“有或无”），我们有理由认为，高水平的意识可能与高水平的认知有关。这些许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很期待未来几年能够更多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I. Koerner：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William Young奖金是如何支持您的研究的？

M. Berger：我的团队研究围术期神经认知功能障碍（PND），如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现在也称为术后的神经认知障碍）和术后谵妄。 我们对神经炎症在这些疾病中的作用特别感兴趣。Dr. Mervyn Maze和我在杜克大学的同事Dr. Niccolo Terrando发现，小鼠在四肢骨科手术后，外周血单核细胞进入了大脑，在小鼠术后记忆缺失中起着关键作用。为了在临床上验证这一机制，我们发明了从人脑脊液（CSF）中提纯细胞并做流式分析的方法；William Young奖对我们的早期工作给予了支持。我们现在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术后CSF单核细胞增多与PND以及PND患者功能MRI中连接缺陷的关系。非常感谢SNACC建立了William Young奖，不仅因为我自己的研究团队从中受益，还在于它对Dr. William Young的纪念与传承。Dr. William Young是一位伟大的神经麻醉医生，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不太熟，但我很幸运，在完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学业并申请麻醉学住院医生期间，有几次机会与他见面、交谈。William认为麻醉医生自己要决定研究什么，而不是听由他人。换言之，麻醉学应该远远超出药理研究的范畴，扩展到我们感兴趣的任何领域。这个观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永远传承，就像我们永远纪念William的绅士、低调和谦逊的品格一样。

最近我在考虑几年前梅奥诊所的Mark Warner医生担任ASA 主席时提出的一个观点。Warner 医生指出，作为麻醉医生，我们是唯一能够监测和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脊髓—— 全身麻醉和硬膜外/腰麻技术）、自主神经系统（血流动力学）和外周神经系统（神经阻滞）的医生。其他科的医生很难在一天内就可以调节人类的整个神经系统。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虽然我们不是血液科医生，但我们输血的机会比他们更多；虽然我们不是呼吸科医生，却比他们更频繁地调控呼吸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临床实践如此广泛，研究的兴趣绝不应该仅局限于麻醉药本身（当然，这个领域也很重要）。我希望William Young 奖能为麻醉医生们将William 的这种科学理念传承下去，并激励年轻的麻醉科学家们，否则，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太深奥或与麻醉无关，并不是“ 麻醉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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